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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所养因此难说是一种普遍分配的社会福利。儒家和法家显然比墨家和道家更务实，更有脑子：分配正义不只是分配理念、观念或原则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更多资源可供分配。
因此，这个天下不构成一个共同体。让徽州府所在地歙县独自缴纳这笔税，不仅具有效率，而且可控，也更少扰民，因此具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平和正义。三、土地以及税赋劳役的分配 农耕时代，耕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国家税赋也主要来自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兵役劳役也都由农民负担，因此农耕中国最基本最重要的分配正义一直有关土地和税赋劳役的分配。其中常常有一种可称为分配正义或均平的社会追求。直到秦汉，这个农耕天下才算被一系列新制度整合成了一个政治文化联系更紧密的农耕中国，一个有稳定疆界的大型政治共同体。
对井田制有种种质疑，但无论有无，其中的分配正义考量都值得细致理解。我不想加入赞美的行列，只分析潜藏其中的问题和制度想象。但另一方面，即便享受了由中原王朝提供的（农耕天下的）太平，但由于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乡/县，村落共同体成员经常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乃至会恍惚：帝力于我何有哉？ 另一重要区别是组成共同体的基本单位，也即共同体分配正义的对象。
只要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说的有道者还是人，就很难指望这个人与人之道彻底决绝，一意孤行，坚定推行天之道。分配正义问题因此一直是法学和政治学的重要话题之一。这些不落实甚至制度扭曲是有，但很难说主要就因为地方官员的无能、舞弊或贪渎。第三，《礼运》篇作者在此把天下视为一个分配共同体。
中国农村五保户制度60多年来的发展变迁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只要共同体成员的责任、义务和负担有区别，即便是法定豁免（如传统只有青壮年男人服兵役，因此豁免了女性、老人和少儿），即便完全必要且合情合理，这也是一种分配。
第四，尽管西周就有了以亲亲尊尊来构建超越村落的大政治共同体的追求，但回头来看，历史中国的发生和演变，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以贤能为标准，吸纳各地的政治文化精英，建立大政治共同体。古希腊的分配正义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古希腊城邦共同体的经济社会生活。在提出了对于家、国安定和谐意义如此重大的问题后，一向务实的孔子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孟子也指出这一点：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这需要全社会合作，不止是精英本人，而且是他们的家人，以及每一个农耕村落的合作。因此，在人才选拔、任用和培养上，也即政治地位、荣誉和特权的分配上，秦汉之后历代在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努力中为促进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各地政治和文化融合，也会适度考虑地域因素。也因此，尽管中唐之后，历代不再均田，不再禁止土地买卖，各户农民土地占有量大为不同，唐、明、清王朝在众多税赋中都始终保留了适度的人头税因素，这就不只是为了抽象意义上的税赋公平，更是为了维系农耕中国的税赋公平。与之大致同期的老子就观察并概括了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认定人类社会通行的就是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
对我来说，这才是《礼运》篇大同社会隐含的政治伦理思辨最有魅力之处。贤能与需求 作者：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 100871）。
整个农耕区的和平和政治秩序由政治共同体提供，传统村落共同体自身因此确实没必要更政治化的组织，父子兄弟的天然等级差别就够了，无需政治生活更看重的政治社会地位、职位和荣誉来包装，借此来规范相应的人际关系。不仅城邦公民家中所有女性和未成年男子都不是公民（男子成年的标准在各城邦也因事项不同而确定。
还规定了，在有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的地方，要从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于补助和改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作者对构建这个大政治共同体有两项具体建议。由于土地产出低，养活一个人需要更多土地，这就会限制村落的规模，远小于因商业交换形成的古希腊城邦，也小于今天中国的村落。然而，把这种保险视为村落共同体的福利，也能成立。虽都称之为分配正义，但相关的实践和表达一定会留下各自深嵌的那个共同体的痕迹或印记。必须纳入今天研究者视野的是另一种可能，即至少有时，这也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是地方官员权衡利弊后务实有担当的选择，因为就一些具体事件看，或总体上看，至少有些选择是利大于弊的，甚至可以说是农耕中国对分配正义实践在微观层面的务实校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两次谈话提及，在广大农村，如何帮助那些分到了土地但因没有劳动力不得不出卖土地的鳏寡孤独者，还特别设想以100—200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村落共同体不可能摈弃血缘上的尊卑长幼，以抓阄或选任等方式，在其内部分配有悖或搅乱血缘结构的有价值的东西，如地位、荣誉等。
即便有范进，科举考试总体上还是鼓励了民间的教育投资和文化产出，鼓励了政治文化精英参与全国政治，有利于农耕中国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和稳定，有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以及多元天下的不断整合，有利于农耕区百姓，也有利于天下苍生。老子只能感叹，无法实际推进。
但综合考量，这对村落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来说，却仍可能是福利最大化的。管仲也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
从这一点来看，井田制不鼓励农户竞争，甚至有意挤压了竞争的空间，一定没能尽地力之教，降低了村落的农业产出乃至农耕中国的产出。就因这个世界不构成一个共同体。但也甚至更涉及影响甚至决定所有制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作为生产力核心要素之一的科技。当有金属时，赋税征收公平就会催生量衡器，特别是标准统一。
而且，不仅对理解当代中国的分配正义实践重要。每个人理论上都有老、壮、幼年，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矜、寡、孤、独、废疾者。
井田制还保证了毗邻的各家土地肥沃程度和灌溉条件差别不大。在历史农耕中国，这类现象一定不少，只能交由地方官酌情裁量应对。
这意味着，即便土地集体所有了，只要还是小农经济，农村五保制度的基础就很难超出农耕的自然村落。还应当让我们更清醒务实地理解并努力推进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有关土地和赋役的分配，其目标在于既要促成大政治共同体的发生，又要维系村落共同体的稳定和互助。在国尽忠，在家尽孝，不同群体中必须有取舍。作为一般公民，他们开始分享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中国大政治共同体的福利。我没法确知孔子是有意为之或只是意外遗漏了天下。
当年人类祖先的生活共同体很小，这就塑造了人类能真切的参照系至今都很小，即本地、本行业甚至本单位。更何况，这段文字中提到了壮有所用男有分，都暗示着农耕村落土地稀缺劳动力相对过剩。
再婚家庭中，问题会更突出，邻居对相关事情也会格外敏感，议论纷纷，成为一种不邀自来的社会干预。此外，希腊人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一直也不属于公民个人，而属于家庭。
这就好比可以放眼全球，或自称世界公民，但今天你可以是只能是具体某一国的公民，唯独不可能是世界的公民。这会有利于中西学术交流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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